一年一度的两会如期召开，美术界代表积极参政议政，提交提案、按案，为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建言献策。《美术家通讯》特别收集了他们的提案或媒体采访，归纳辑录“两会声音”，以飨读者。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

　　要重视少年儿童德育和素质教育

　　少年强，国家强，青年少年儿童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祖国的未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百年大计，将来要靠青年人来接班担当。希望全社会关心少年儿童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美育教育、勤奋刻苦、热爱劳动、遵纪守法等良好素质和道德修养的养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加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十二五”胜利收官，“十三五”已起步，正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这需要我们几代人共同承担起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需要我们的光辉事业后继有人、薪火相传。教育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我们的国家大事、全社会大事，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出，“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教育承载着国家的未来，人民的期盼，公共教育投入要加大向中西部和边远贫困地区倾斜力度，统一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善薄弱学校和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鼓励普惠性幼儿园发展……落实和完善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当地就学和升学，考试政策……从家庭到学校，从政府到社会，都要为孩子们的安全健康、成长成才担起责任，共同托起明天的希望。”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当前少年儿童的教育，尤其是德育教育值得全社会关注，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扶持下，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农村教育事业都有极大改善，但是在老少边穷地区，仍有很大差距，特别是留守儿童的现状，生活上的贫困再加上这些儿童常年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家庭的温暖，缺失良好习性素质的养成，加上这些地区学校教育的不健全，这些少年儿童的教育成长令人堪忧。前些时，报纸刊载广西一些偏远地区少年，十五六岁就辍学，四处打工，更有早早结婚生子，得过且过，更谈不到远大理想，社会责任。大城市的孩子，生活条件较好，家长大都倾其全力为孩子提供尽可能好的学习、生活条件。这些孩子生活在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父母的关爱中，甚至是溺爱中，家长和学校往往只注重学习成绩分数，及钢琴、舞蹈、外语、绘画、书法等爱好，较少关心孩子们热爱劳动、关心集体、关心他人等良好素质的养成，近些年来出现一些中小学生只受到老师或家长批评，就赌气出走，甚至跳楼的恶性事件。

　　全球信息化时代，网络已进入我们社会生活中很多方面，孩子们对新鲜事物好奇有兴趣，接受快，孩子们从网上开阔视野，学到不少知识，从小就熟练掌握现代信息手段，但网络上的不良信息，不健康的网络节目，对少年儿童的影响，对孩子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很多家长都为此担忧，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上述种种现象不容轻视，少年儿童的基础素质教育至关重要。当前公立幼儿园较少，幼儿教育对社会开放、管理和教育水平参差不齐，有不少民办幼儿园只为挣钱，不关心儿童教育。入托入园难，成为社会上的一个普遍现象，为此希望能多办公立幼儿园托儿所，或者把幼儿园教育，列为国家义务教育体系，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合格的接班人。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副主席冯远：

　　涉毒艺人应视情节设禁演期

　　明星涉毒涉黄要有相应更细致的制裁措施，“禁演期”长短可以视情节轻重而定，累犯不能容忍，对于“初犯”可考虑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对涉毒涉黄明星制裁是必要的，但如果他们真心悔改，社会应给予机会，不能因为犯过错“一棍子打死”，从此再不能以正面形象公之于世。艺人尤其是青年艺术家能成为明星，需要付出艰苦劳动，也是需要各方呵护。

　　中国美协副主席吴长江：

　　有效发挥海归青年美术家积极作用

　　第一、建立翔实的档案数据库。由留学生归国服务中心等部门，会同国家美术组织，对“海归”青年美术家信息进行分类登记，尤其注重对他们在海外的学习内容、擅长领域、取得成就、社会经历、就业意向、发展方向等方面进行专项统计，并提供给全国的社会美术组织和机构进行联网查阅，建立共享机制。

　　第二，建立就业的双向沟通协调系统。也可以考虑组织相关的就业专场，尤其是对于致力于艺术创新和海外交流的美术组织、机构等单位，提供“海归”青年美术家的详细有效信息，同时为个人提供这些组织的用人意向和安排，在两者之间搭建渠道和桥梁。

　　第三，组织“海归”青年美术家熟悉国内情况。

　　第四，扶持“海归”青年美术家的创作。由相关美术机构跟踪调查他们回国后的创作情况，并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并提供给重要的美术馆、展览机构、专业媒体和重要策展人。

　　第五，提供相应的长期或短期授课机会。调动美术院校和教育培训结构，熟悉“海归”青年美术家的特点和成果，聘请他们在教学单位进行长期教学或短期讲座。

　　第六、发挥他们在对外美术交流中的作用。吸引“海归”青年美术家积极参与中外美术交流活动，发挥他们在留学国家和地区的人脉、关系、艺术资源方面的作用，为中国美术“走出去”拓展场馆、媒体、策划方面的渠道。叶晓楠)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与世界各国文化与教育合作的广泛展开，越来越多的中国美术学子赴国外留学，并在近几年形成毕业归国的热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副主席吴长江认为，由于这个美术群体数量日增，并缺乏有效的组织、引导和扶持，因此，如何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不仅值得思考，而且迫切需要解决。

　　当前，尤其是留学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美术留学毕业生，数量巨大，且所学专业与国内美术专业教育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一方面，他们在国外的学习很少以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材料进行专业门类的划分，另一方面，他们又带回来许多国内美术教育缺乏的新兴美术专业门类。这种差异对他们的就业、创作、展览等行为活动造成一定的不适应，也为我们国内的美术组织工作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重视“文化扶贫”工作以“文化小康”服务“全面小康”

　　做好“文化扶贫”工作，关键是要贯彻习总书记“精准扶贫”的要求，就是要做到“一准二重三精四实”。

　　一准，就是扶持对象要准。目前全国共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7000多万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因此，亟需进行“文化帮扶”，把群众“要”文化和政府“送”文化匹配起来，继续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向贫困地区延伸。针对贫困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以及多民族杂居、少数民族聚居的现实状况，利用现代文化和“非遗”等传统文化实现文化发展的创新模式。尤其是强化本民族地区的优秀文化特色，打造“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深厚博大的传统文化、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生机勃勃的当代文化”，扶持引导地区特色文化品牌建设。

　　二重，就是高度重视“文化造血”。“文化扶贫”，不仅要“送文化”，还要“种文化”，不仅要“输血”，更要“造血”。一个民族的大厦要有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全民素质。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就能提高科学文化知识的转化率、利用率，就能推动文化产业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变贫穷，首先要改变贫穷地区人口的素质、观念，这就离不开文化。只有通过普及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素质和观念，才能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才能真正达到扶贫致富的目的。因此，我们在“文化扶贫”中，通过构建公共文化体系、组织文化扶贫志愿者、培养当地文化工作者、采取多种多样的措施，使文化的种子在贫困地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三精，就是开展“精品扶贫”。“文化扶贫”也有一个“适销对路”、“因地制宜”的问题。以前，人们往往会拿些淘汰的东西，拿些旧衣裳、旧书籍送到贫困地区去，现在这样做就不妥了。我认为，“精准扶贫”对于我们来说，也应当是“精品扶贫”，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优秀的各类文艺作品去满足贫困地区的文化需求，这样才能起到更大的教化作用，发挥更强的引领功能。在这方面，以美术馆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我国国有美术馆和民营美术馆达500余家。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美术馆参观人数为1500万人次，时隔两年就上升到3000万人次。反映出人们对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普及艺术的经典，会迅速提高整个社会的审美水平。我们的传统文学、戏剧、曲艺、电影等经典文艺作品有着广泛的审美基础和需求，如果将它们制成适合传播的文化产品，把经典与公众分享，将会反响强烈，产生极大共鸣。

　　四是实，就是办实事、求实效。“文化扶贫”工作容易产生的问题是“虚”和“空”。为此我们一定要办实事、求实效，做到“虚功实做”、“实事实办”。就美术馆来说，目前正在进行的全国美术馆藏品普查，涉及300多家国有美术馆，现阶段统计，藏品数量近60万件。如果将这些藏品有计划地实施展示传播，其产生的文化能量是可想而知的。美术馆的画库不是冷库，是宝库，要让这些躺在库房的国宝活化起来，不断向人民献宝，真正实现国家艺术典藏为全民共享。

　　我们要在“文化扶贫”中发挥更大作用：一是加强文化服务标准化、长效化的机制建设。二是实行资源整合，将国家级、省级、地市级文化资源层层渗透、充分运用到不同规格的活动中，发挥文化传播的影响力。三是组织专家团到贫困地区进行“经典解读”。四是创新经典资源的数字化文化服务，通过信息化手段推动文艺经典资源共享。五是建立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机制。通过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基金立项、吸引企业等各类社会力量开展普及经典项目。六是完善绩效考评机制，将“普及经典”作为“文化扶贫”的任务，作为贫困地区文化服务考核评价的重要指标。

　　中国美协副主席、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

　　推进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形成

　　每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有其纵、横坐标，在经济社会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的全球化时代，仅仅停留在一些枝节的课题或者成立机构等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已经引起重视，当前最迫切的是要由主要归口部门来进行操作，形成一个真正的伟大工程。要明确执行主体、组织机构和经费保障等，并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即有思路、有框架，有组织、有经费，有目标、有重点，有时间表、路线图，最后还应有结果，形成一个大的战略。目前一些相关研究成果只能提供思路，但要理清线索，最终形成一个工程，不仅需要研究，还需要推广、展示和反馈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信息。以美术为例，有些在海外开展的美术活动，立意不高，传达的国家层面的文化信息也不够，且零散、不成体系，目标不明确，效果如何无测评和回馈。因而，海外宣传的效果微乎其微，有的仅是看看热闹而已。对西方人来讲，他们因为不了解中国美术的历史和现状，看到的是零星的、不能代表国家水平的展览到处泛滥，形成了一种恶劣的“中国当代无艺术”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大量复制西方，是赝品，这是对中国文化现状的误读。

　　大到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建设和对外的文化影响，小到家庭和个人的发展，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缺失都是可怕的。这看上去是文化问题，实际上是教育缺失的表现，中国缺乏在学历教育之外的继续教育场所与机构。另外，由于缺乏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国艺术专业的高等教育多以西学为体，再加入中国元素，形成本末倒置的现象。

　　中国美协副主席、广东画院院长许钦松：

　　调整文化生态中的人才分布

　　随着以北京、上海为首的中心城市以及其他核心一二线城市的经济腾飞，与之相配套的文化生态也随之调整，文化人才的分布格局更是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文化人才离开他们原本土生土长的地区，聚集到核心城市，而另一方面，其他非核心城市和区域的文化生态遭遇“沙漠化”，文化人才大量流失。核心城市的人才加速聚集造成优秀文化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非核心城市文化市场薄弱导致文化人才的不断外流，进入恶性循环。中国有很多具有地域性特点的文化形式，由于文化人才的外流难以有效承继，造成部分文化品种的消失。同时，文化人才聚集在某些区域也使得文化形式容易单一化，不符合中国这个多元化文化的国家特点。

　　在市场经济中，如果单纯依靠市场这只看不到的手，往往会造成资源配置上的某些盲目与不合理。文化产品除了是一种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商品之外，还具有教化、传递主流价值观、传承民族精神等作用，因而，政府在文化生态上，特别是文化人才分布上的宏观调控显得格外重要。

　　国家在文化人才的税收政策、津贴、奖项设置与评选等方面应对在非核心城市工作的文化从业者有一定程度的奖励和政策倾斜，鼓励文化人才更多地到基层去发挥作用。非核心城市的地方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措施，去解决当地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能力不足、需求不旺盛等问题。例如，政府应该提高财政支出中文化类别的比重，通过政府支出来购买文化产品。地方政府在税收和基金补助等方面应该重点投入资源给文化企业和机构，为当地的文化生态摘掉“沙漠化”帽子起到推动作用。

　　中国美协副主席、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李翔：

　　建议成立国家级的评估委员会

　　建议成立国家级的评估委员会，这应该是国务院统辖下专门成立的这么一个机构，它直接代表国家和政府，仅靠文化部是不全面的，因为还涉及珠宝等项目，所以应该是一个综合性质的机构。评估委员会和法律直接对接，出具评估证书将产生法律效应。依据评估书就可以获取贷款，这种权威性评估只能国家资质才能做到，公司行为是做不了的，第三方机构同样也做不了。国家成立的评估委员会还应进行细分，比如说青铜器、瓷器、书画等等，全国聘请十个或者二十个最具权威的评估师、字画甚至要细分到哪个画派的字画，划分要明晰，这是中国艺术市场现在迫切需要的。

　　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美协主席韩书力：

　　建设喜马拉雅文化艺术重镇

　　筹建西藏美术馆终于立项于“十三五”规划之中，西藏各民族几代美术工作者的世纪梦想盼到了终可实现的曙光。西藏美术馆要建成集收藏、展示、研究喜马拉雅造型艺术于一体的独特性、学术性与权威性并重的美术重镇。西藏美术馆建筑体量以一万平方米左右为宜，其外观设计及内部功能上既要土(藏式传统元素)又要洋(现代展览空间的全封闭、半封闭与露天相结合)，采光取暖应充分利用太阳能这一绿色能源。西藏美术馆立项后，硬件与软件工作应同步展开。若干年前，西藏当代美术作品在藏地无“家”可归，而频频被海内外人士廉价收走，如今这项工作就显得迫在眉睫。西藏美术馆自身应承担起西藏四大流派唐卡的研究陈列与学术交流的功能，展示空间的1/2或1/3必须包括西藏的唐卡、壁画与雕刻。以藏族中青代为主体的美术家们以迥异于祖辈的视野与全新的艺术观念、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创作出的大量作品，生动形象地诠释出西藏美术从神本走向人本的时代足迹。这支队伍及其优秀创作应是西藏美术馆研究与推介的主要亮点。

　　在条件成熟时，西藏美术馆还应力所能及地征集、购藏或接受捐赠上世纪初来藏探险考察的外国人当时所画的速写、水彩画、摄影作品等，以及上世纪40年代至六七十年代踏访过雪域高原的我国著名美术家的写生作品。那既是历史，也是审美记忆，珍贵无比。除了遴选各时代、各流派风格的馆藏艺术品外，美术馆软硬件更在于人才建设。

　　通过西藏美术馆的最终开馆，让我们得以弥补亚洲没有喜马拉雅文化专题博物馆的空白，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

　　加强中国美术的对外传播

　　中国美术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具有鲜明的形象化优势，很容易作为内涵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价值、在一定国际区域内能为其他文化主体认知、并通过其了解中国文化的文化符号，被世界人民广泛接受。如何因地制宜讲好中国故事、加强中国美术的对外传播效果至关重要。

　　目前，中国美术对外传播的主要途径还是大众传播(图书出版、报纸、广播、电视)、参加国际重要展会、组织和主办推介性展览、组织或参加国际美术交流活动、艺术品交易。从效果上看，各种出版物、活动和项目越来越多，投入也越来越大，但离应有的传播效果还有一定差距。

　　造成这些问题的因素有几方面。首先，中西方文化差异形成的中西方受众在思维方式、兴趣点和观赏或阅读习惯上存在差异，使得中国美术在对外宣传、阐释和包装方式等方面与目标受众需求发生错位。其次，国内对中国美术对外传播内容整体性的学术梳理或规划仍然不足。再次，对不同地域不同目标群的分层、分众调研和分析重视不够。最后，熟悉中西方美术和文化的高端翻译人才不足，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语言文字翻译的表述方式和翻译质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播效果。

　　我建议通过设立专项基金，以课题或工程的方式，精选、规划有代表性的传播内容。分阶段确定目标区域，有重点地进行多种渠道、不同方式的合理分层设计。加强与西方策展人、出版人、媒体的合作交流，充分考虑目标地区受众接受的偏好差异，突出东方情调的质感和视觉效果。高度重视语言翻译，让西方受众可读、能懂。寻求将抽象的哲学观念形象化的美术形式，形成新的文化符号，以中国美术的视觉形式进行中国文化价值的创造性表达。

　　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艺委会主任李延声：

　　应增加非遗传人补助金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和魂，而传承人是非遗的主角，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和关键。政府在政策扶持方面这几年确实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离社会现实需要还是有很大差距。据了解，由于社会的变革，非遗被边缘化，是弱势群体。全国有不少地方存在“人走歌息”“人亡艺绝”问题，应有更多的扶持和帮助。我们亲眼看到许多传承人是如何把他们的项目及传承视为生命，竭尽全力、千方百计把它传承下去。我们深深为之感动，为传承和保护工作我们应竭尽全力。

　　在甘肃和政县农村，我们采访了“花儿”国家级传承人。多年来，他收集整理了大量民间“花儿”歌词，编成册传播“花儿”。如今他已七十多岁高龄，还自筹资金盖了一个小院，免费提供住宿和学习用品，向学生和年轻人传授“花儿”。他的传承工作是艰辛而有成效的。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政府每人每年补助1万元。但是根据社会消费现实，我和几位委员商议建议增加至3万元。我国有13亿人口，国家级传承人数不到2000名，他们是为数极少的“国宝”，为何不能增加些保护经费的投入、扶持呢?

　　今年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诞辰150周年，我提议在北京建立一座“中山艺术馆”，以绘画和音乐结合的艺术形式再现孙中山先生为建立共和、振兴中华呕心沥血的辉煌人生，这样对促进中华各民族团结，对祖国和平统一，对海内外炎黄子孙增强凝聚力也将产生特殊的影响。中山艺术馆的选址建议在西城区的中山会馆旧址及周边地区，进行整体规划。中山艺术馆的建设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将现有的中山会馆充分利用起来，供人们参观。第二步，在中山会馆南侧设计建设新展厅。